农历正月初一至初三日，古称履端、元旦，、今谓春节，福州人叫“做年”，是一年中最隆重且气氛最浓的民间节日。黎明时分，各家敞开大门，焚香鸣炮，喜迎新年。如民国《闽侯县志》转载《五杂俎》云：“闽俗元旦不除粪土，至初五日辇至野地，取石而返，云得宝。旬日间，挈筐榼往四郊墓祭，清明、重九亦然。”初一早餐，或吃太平面（线面、鸡肉、鸭蛋，取福州话谐音，如“鸡”音似“系、羁”，  “鸭蛋”似“压乱”，以祝太平、长寿；或吃年糕（红糖稞），以祝年年高升；有的老人则整日斋食，祈求合家子孙来年平安。

      正月初一，小辈要向长辈拜年，长辈则给予压岁钱或糖果、橘子。初一不出远门，初二、初三人们可以访亲拜友，互贺新年。正如民歌所唱：“簇新衣服趋人前，礼数谦谦喜连连；路上相逢共作揖，发财恭喜贺新年”。这便是明清时福州新年的景观。有新嫁女之人家，必办春酒，邀女儿、女婿及外孙回娘家饮宴团聚。蛋民妇女则头戴红花，蓝衫青裤，布底青鞋，结伴登岸，挨家串门，用福州话唱贺年诗歌：“姑嫂双双贺新年，红红伞灯挂厅前；好斋（糯米制品）好粿送奴去，金字牌匾企门前”。“旧年过了又新年，生意兴隆赚大钱；恭喜发财平安过，送奴斋粿过门前。”这叫“讨斋诗”，又称贺年词，贺年讨斋以示吉祥。此类贺岁演唱可以一直延续到初九玉皇诞，甚至延续到元宵节。福州历史上是著名的商埠，又是最早的通商口岸，旧时春节商业气氛浓郁理所当然。

      农历正月十五是汉族民间传统的元宵节，也称上元灯节。上元节是相对于七月十五中元节、十月十五下元节而言。元宵节灯会在福州已有一千多年历史，一说是沿袭道教陈规，正月十五为道教天官大帝圣诞，民间以灯会庆贺。年画“天官赐福图”也是对天官大帝的信仰。二说是正月十五为满月，“一年明月打头圆”，合家团圆，普天同庆。史载宋代福州元宵灯节依旧例放假3天，城内主要官府衙门和各大佛寺均张灯节结彩。东西衙外的通衢大道（今东街口至鼓楼前），比屋联檐挂大灯，谯门（今鼓楼前）设“彩山”上有棚台，集优伶边舞边唱。

      清代福州自正月十一上灯至拗九节，时间长达20天，全国仅见。城内南后街、台江南台中亭街（今步行街）的灯市热闹非凡。市郊农村的龙灯、舞狮队在灯节中都要人城献艺，南门兜、东街口、鼓楼前成为舞狮场所。福州元宵花灯，始于汉代，至宋代被列为京都灯节的上品。周密《武林旧事》记述入京的福州花灯“纯用白玉，晃耀夺目，如清冰玉壶，爽澈心目”福州的桔灯、菜头灯、莲花灯等，形态别致，色泽鲜艳，独具乡土生活气息，引人注目。据王应山《闽大记》载：福州“沿门悬灯，通宵游赏，谓之灯市”。宋代福州家家户户张灯悬门，十里灯街，红光辉映。州县官吏，每逢元宵，倡导大闹花灯，“官民同乐”。福州元宵不仅灯市辉煌，还摆设鳌山，供人观赏。“春灯绝胜百花芳，元夕纷华盛福唐。银烛烧空排丽景，鳌山耸处现祥光”。此诗描绘昔日闽都灯市和鳌山的盛景。元宵之夜城门洞开，鳌山向外，郊外人家人城观赏，摩肩接踵。从春节至元宵前夕，福州民间尚有送灯习俗。对出嫁之女，娘家例必送灯，“灯”与“丁”谐音，乃取添丁之意。第一年送“观音送子”灯，第二年如未生育，则送“天赐麟儿”灯、“孩子坐盆”灯，第三、四年如再未生养，便送“桔”灯，寓为“焦急”之意。生育后可送“状元骑马”灯、“天赐麒麟”灯等，直送到外甥16周岁为止。杨庆琛《榕城之夕竹枝词》云：“天赐麟儿绘彩缯，新娘房子霞光增。宵深欲把佥钗卸，又报娘家来送灯”。此诗真切地描绘了当时送灯的热闹景象。

      清明时节祭祖扫墓是我国普遍的民俗，体现了“饮水思源，慎终追远”的传统。清明，也是福建民间的重要节日。清明节日或前后，家家户户去郊外踏青，上山祭祖扫墓。福州地区扫墓又叫压纸，即为坟地锄草，在坟头压上纸钱；有的地方是挂纸钱于墓区周围的树上，叫作“挂纸”，以示此墓有后人祭扫。

      扫墓时，所带供品各地也不尽相同，福州地区必带的供品有光饼、豆腐、面点和菠菠粿等，菠菠粿又叫清明果，是用田埂上长的菠菠草的液汁渗入米粉桨，揉成果皮，用它来包裹枣泥或豆沙、萝卜丝、八果等制成。旧时，小康以上的家庭均备有雕刻颇为精致的印模，印制菠菠粿，上面还刻有氏族堂号。且可作馈赠礼品分给亲朋好友。这是福州特有的风俗，也可以说是一种主流民俗文化在本地区的变异。有的地方还要在墓前和后土供三牲或五牲，新墓必须供五牲。供品摆好之后，还要烧香点烛拜墓，再拜后土。祭拜后通常要烧钱纸，烧的越多越好，以示给死去的亲人送更多的钱。扫墓仪式结束之后，家人们往往相聚在一起摆上酒席饮酒，并把供品加工后吃掉。扫墓归来，要在家门口插一松枝或柳条，表明本户已为祖先祭墓了。

      农历初五为端午节，也称端五节、端阳节等。福建人称端午节为五日节或五月节，也是一年一度的大节。由于端午节的家宴必在中午，故称“端午”。我国端午节风俗的起源有四种说法，即纪念屈原、龙的图腾祭、“恶日”和夏至节。其中最有影响的当然是纪念屈原说。

      端午节吃粽子的习俗是与纪念屈原有关，相传人们在汨罗江祭吊屈原时，投入江中的祭品以防鱼类争食，才形成包粽子的习俗。福建的端午节餐桌上必吃粽子，而且亲友之间还互相送粽子及香袋，称送节。端午节期间，小孩要穿新衣、穿红肚兜、挂香袋、洗菖蒲汤，口鼻涂雄黄，据说能免生疮疹，驱逐毒虫蛇蝎。端午节从初一开始，家家大扫除，门前悬蒲插艾，用以驱邪消毒。福州端午节的餐桌上除了必有花生粽外，还必须有雄黄酒、荷叶包、米粉肉。

      端午餐后各家携小孩到福州西湖、南台万寿桥、闽江两岸观看龙舟竞渡。初一至初五均有划龙舟，惟初五午后开展竞赛，争夺锦标（原先小桥一带就有此地名），观者人头趱动。在内地，端午节划龙舟是为了纪念屈原。而福州的龙舟竞渡来源于“钓白龙”，与内地凭吊屈原有迥然之别。所谓的钓白龙，传说西汉时期闽越王余善率众反汉，事前在福州城南临江筑台钓白龙（即今福州四中附近钓龙台遗址），争取百姓支持。当时余善让人用木头雕成白龙，浮在南台江上，让沿江各部落的健儿驾船夺取，夺到为胜。后世发展为一年一度酌龙舟竞赛，参赛龙舟中不少是以龙头、白蛇、青蛙、白马、红马等作为舟首标志。鉴于传说无诸逝于五月初五，至今福州及郊县有的地区不在五月初五过节，不是推前就是挪后。这也是与主流民俗不同之处。

      农历八月十五是民间传统的中秋节，又有“团圆节”之称。中秋佳节是全家团圆的日子，福州中秋节俗犹重团“圆”，请月用圆几，宴月用圆桌，点塔用灯笼，进香用香球，以示圆满。中秋佳节吃月饼也是我国的各地传统习俗。福建闽南民间有“博饼”习俗，又称博状元饼、夺状元饼、玩状元饼、戏饼等。一般在中秋节前十天就开始，高潮在中秋之夜。竟夺状元饼，原来是寓意为获取功名、争夺头彩的游戏，现在成为人们佳节团聚，交流感情的文娱活动。福州中秋节还有互赠月饼的风俗，初为外祖父母者，中秋节前照例要买一座泥塔（或陶塔）连同月饼、鲤鱼饼以及泥人泥兽等送到女儿家给新添外孙作“喜食”，叫做送塔。中秋“摆塔”，是节日的一大乐趣，也是福州中秋节一项非常有特色的习俗。城内人们购泥塑或陶瓷的人物形象，有《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人物，还有三宝如来、罗汉、观音、弥勒、金刚等佛教人物、八仙、寿星、东方朔等道教人物以及渔、樵、耕、读等民间人物。

      摆塔自农历八月十三开始，每家厅堂都搭梯层木架，最高一层陈列宝塔一座或三座，下摆各种人物泥塑，有的两旁还点缀着古董、玩物、“禾秧盆景”。摆塔的规模与泥塑多寡，一般视各家财力而定，有的富裕人家摆了好几张八仙桌。中秋摆塔为佳节增添热闹气氛，福州中秋节摆塔习俗还远播台湾、东南亚地区。中秋节还要备供品，烧纸衣，以祭祖先。夜设家宴，饮酒赏月。这个节日，民间还有尊老爱幼的习俗，晚辈馈赠大月饼（即礼饼）给长辈，长辈则馈赠小月饼给晚辈，在节日内互表良好祝愿。中秋节俗，按民国《福建通志》“风俗”记载，福州城乡各地略有不同。城内“中秋士女登乌石山进香，夜燃神光塔灯，是夜妇女连臂出游，谓‘走百病…”；永泰“中秋望月，绅士祝魁星”；闽清“中秋造月饼，设酒赏月，食栗与芋，童子备埘粿，用瓦片砌塔相拜祝”，长乐“中秋从略，各家不过具饮而已”。

      此外，中秋正是收获季节，民间有祭祀土地神以庆祝丰收的习俗。民间还有祭月老的习俗。总之，中秋节是我国各地的一个大节。

      农历九月初九是我国民间传统的“重阳节”，传统文化认为九属阳数，九月九是两阳相重，故称重阳。一般以为源于后汉桓景登高避祸的故事。福州重阳节的来历则明显与此不同，据《三山志》载：福州九仙山（于山）是汉闽越王无诸重九登高之地。无诸九月九日率领臣属登高观赏，饮菊花酒和插茱萸，有于山九日台遗迹可寻。福州在此节日都组织登山、赏菊、放风筝等活动，诗社还组织重阳诗会。福州话“糕”与“高”谐音，节日期间有一种特制的糕点，叫九重果，中夹七层糖色，城内各处皆卖，吃糕寓意节节高和登高消灾之意。《八闽通志》载：“重阳，郡人率以是日登高，饮菊酒以延年，插茱萸以避邪”。传说闽越王当年盛菊花酒的大石樽，清嘉庆年间还在于山，随后遗失。福州的九月九，除了登高、饮菊花酒、插茱萸等，还有放纸鹞（风筝）的习俗。旧时登高、放纸鹞的地点主要在于山、乌山、大庙山等。那时，大庙山有一块登高石，人称“天星落地”。九月九当天，大人带小孩到大庙山，在登高石上一登，便会长高，因此，吸引了福州四城门的人接踵而至。每逢重阳节，通往大庙山的两条石阶路上行人有如过江之鲫。每逢佳节倍思亲，重阳节还有扫祭祖坟的活动，这与清明的祭坟，合称春秋二祭。现在福州的郊区或八县，仍保留九月九扫墓的习俗，城里人因忙于生计倒是渐渐淡漠了。

      冬至是二十四节气中重要节日，俗定为冬节。冬至节民间有煮食汤圆的习俗，冬至日合家团圆，一起搓汤圆吃汤圆，表示团圆美满意思。冬至福州人有搓丸之举。搓丸的仪式相当热闹活泼。前晚，全家男女围坐在圆桌周围，边搓丸边唱儿歌。搓出小粉丸，煮熟后调糖吃；大粉丸煮熟后放在掺糖的豆粉中黏着吃，叫“吃榯”。“搓丸”是团圆的意思。旧时，人家在此节日前夜，老小聚在厅堂，围坐案桌搓米丸。用糯米磨浆压至半干搓成丸子，入锅煮熟，捞起粘上糖豆粉便是“榯”.案桌上放置红桔数粒，红箸一束，纸花一对，泥塑男女孩童（童儿拇）一合，瓶插红色菊花。搓时焚香点烛，小孩用福州方言唱童谣。冬至搓榯含意祝愿添丁增福。当晚搓的柑待翌晨冬至正日当早餐。至今酒家仍然以此为甜点取时来运转之意，食客在大快朵颐之时，又有期盼好运的精神满足。

     农历七月七日是七夕节、乞巧节，相传这天为牛郎织女一年一度鹊桥相会之期。牛郎织女的坚贞爱情，感动了天上的喜鹊，每年七月七日这天，无数的喜鹊为牛郎织女搭起一座美丽的鹊桥，让牛郎织女在桥上相会。七夕节福建民间也有女子乞巧的习俗，相传织女是一位心灵手巧的纺织能手，能织天上彩云。所以每当七夕之夜，民间妇女多在庭院中设香案，青年妇女拜织女星，乞讨灵巧的双手，祈望能织出美丽的锦缎。乞求时，以“七”作为“巧”的象征。陈列的瓜果7盘，茶盅7个，银针7根，绣花丝线7条，在月光下比赛“引七线，穿七针”，既准又快者就能得到“巧”。七夕“分豆结缘”亦为福州特有的风俗，把煮熟的蚕豆分给亲邻，成为街巷邻里和睦友好的活动。宋梁克家《三山志》“土俗”载：“彩楼乞巧知多少？直至更阑漏欲终”。彩楼“乞巧”这种习俗多是官人富商小姐所为。民间则家家户户煮蚕豆互相馈赠，啖豆谈天，消除前愆，促使邻里和睦。孩童学着分豆结缘，交指和好，童趣盎然。

      正月廿九日，是福州地区独有的节俗。这一天早晨，家家户户要煮糯米粥，配以红枣、红糖、荸荠、桂圆、花生等佐料，谓“拗九粥”，举家当早餐。若家中成员有九者(分两种：一种曰“明” 九，如九岁、十九岁、二十岁;一种曰“暗九”，如二九十八岁，三九十七岁。四九三十六岁)，除吃了“拗九粥”外，还要吃线面和2个蛋，即太平面，此曰： “过九”，意为祝愿平安度过“九”这一关。

      若是亲友有“九”者，也要馈赠“拗九粥”和“太平面”，意义如同家人。尤其对老人，祝愿平安过“九”，是子孙孝顺的一种表现。

福州地区农谚：“拗九节，秧种下地农务急。”吃了拗九粥后就下种育秧，迎接春耕了。

福州风俗祭灶分两天举行：二十三夜“祭荤灶”，供品用鱼肉、美酒，希望灶神在玉帝面前能隐恶扬善；二十四夜“祭素灶”，只供水果、蔬菜和灶糖、灶饼。为的是怕灶神喝醉了酒，不分好坏，乱说一通。祭灶特别注重用糖，祭毕还抓一把糖在灶门口涂一遍，意思是把灶神嘴巴粘住，使其少说，不乱说。

十二月廿四夜，人家备素菜，祭于灶神，如灶糖灶饼、菠菱菜、荸荠、豆腐（上面红印“福”字）、甘蔗、花生、福橘之类，佐以清酒，亦醉司命也。词曰：司命行将复帝，手中善恶敢瞒神。无多敬意三杯水，乞谅臣家已极贫。……昨夕供荤今供菜，儿曹喜煞各分珍。

福州祭灶这一天，人们都要在灶屋（厨房）的锅台墙壁上贴“灶君花”（俗称“灶君纸”），是红彤彤木刻印制的灶王爷画像，上写“东厨主宰”，左右一副对联：“调和鼎鼐神仙府，燮理阴阳宰相家”。有的在佛龛神像两侧贴对联。上联写：“上天言好事”，下联写：“下界保平安”。横披是：“一家之主”。

祭灶的祭品是精心安排的。古时用黄羊，后民间改为糖饼等，用黄羊传说希望得到富裕生活；用糖饼是为了让灶神吃得嘴甜，汇报时多说好话。祭灶时，焚香点烛，斟满美酒。家人虔诚地叩头、祷告。福州民间有首祭灶歌：“尾梨（荸荠）尖尖，灶君上天。灶君上天言好事，灶妈下地保护侬。庇佑侬爹务（有）钱赚，庇佑侬奶福寿长。庇佑侬哥娶哥嫂，庇偌侬弟讨弟人（弟媳）……”祭灶时，非凡注重用糖，祭毕还抓一把糖在灶门嘴涂一遍，意思是把灶君嘴巴粘住，使其少说不乱说。祭拜后，将旧的灶君纸烧化，送灶君上天，再贴上新的。

每年一度，人们都要“请”回家一帧新的灶君像（不能说“买”）来代替被一年烟熏火燎陈旧不堪的旧灶君像。似乎预告除夕马上就要到来了。祭灶前，外祖父母要送灶糖灶饼和花面壳（面具）给外孙、外孙女。旧时医术不发达，迷信的人认为戴上花面壳使瘟神见不到儿童真面目，可以辟邪。

      妈祖信俗 莆田妈祖是中国影响最大的航海保护神。公元987年，福建省莆田市湄洲岛的妈祖因救海难而献身，被该岛百姓立庙祭祀，成为海神。随着航海业的发展和妈祖的影响扩大，历代朝廷封妈祖为天妃、天后、天上圣母。妈祖信俗是以崇奉和颂扬妈祖的立德、行善、大爱精神为核心，以妈祖宫庙为主要活动场所，以习俗和庙会等为表现形式的民俗文化。该信俗传播到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两亿多民众所崇拜并传承至今。湄洲岛成为妈祖祖庙所在地。

      2009年9月30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政府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决定将”妈祖信俗“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中国首个信俗类世界遗产，也是莆田市第一次世界级遗产，使湄洲获得了一张世界名片。

       闽南一带乡村过年习俗显得与城市不尽相同。乡村农家，房多门多，除了贴春联外，房门两侧还要搁置两株圈贴红纸的连根甘蔗，叫“门蔗”，方言“蔗”与“佳”近音，寓意进入佳境。厅堂中案桌摆有隔年饭、长年菜、发糕，并插上用红、黄两色纸扎的“春枝”，寓意饭菜长年丰足，吉祥发财。每家要把薯藤柴枝堆垛大门外，点燃待其烟绕火旺，男人依辈分跳过这堆火焰，边跳边念：“跳入来，年年大发财；跳出去，无忧共无虑；跳过东，五谷吃不空；跳过西，钱银滚滚来。”这叫“过火群”，象征烧掉旧岁的邪气，消灾过运，迎来干干净净、大吉大利的新年。“跳火群”后，就要用新扫帚打扫厅堂，扫完后扫帚畚斗搁在一起，垃圾堆放门边，希望如愿再从畚帚中走出来，帮助发家致富。同时要把跳火群未熄的余灰收集一些添于炭炉中，叫“添旺”，象征更加兴旺。家长率子女围坐炉旁，叫“围炉守岁”，最好通宵达旦守着，据说这是为父母添寿。此时，长辈给晚辈分压岁钱，叫“分圆”。随着社会进步，生活节奏加快，闽南乡村一些繁琐的习俗已逐渐被废止了，但农家企盼好年景的风俗仍保留下来。特别是“围炉”在腊月寒冬，全家人围在暖烘烘的小炉旁痛饮畅谈，述旧岁展望未来，那是多么温馨，多么幸福。

       福州花灯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唐代，福州就成为全国盛行花灯活动的十大城市之一。每当元宵之际，民间制灯、买灯、赏灯、送灯尤为活跃。南宋时，在杭州举行的全国灯赛中，福州、苏州花灯被评为上品，蜚声海内。周密在《武林旧事》一书中记载，福州进贡京城的花灯，“纯用白玉、晃耀夺目，如清冰玉壶，爽彻心目”。据分析，当时制灯用的“白玉”，实际上是由寿山石切薄后磨制而成。

　　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刘瑾当福州太守，为了观赏花灯，下令挨家挨户捐灯十盏。郎官巷诗人陈烈，愤然在鼓楼挂上一盏诗灯：“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从此，官府不再强令百姓捐灯。历代灯会时间也有变化：唐宋多为正月十四至十八日;元代朝廷不提倡大规模灯会;明代为十三至二十二日;清代为十三至十七日。民国后则无定规。

       从春节至元宵前夕，福州民间有送灯习俗。对出嫁之女，娘家例必送灯，“灯”与“丁”谐音，取添丁之意。第一年送“观音送子”灯，第二年如未生育，则送“天赐麟儿”灯、“孩子坐盆”灯，第三、四年如再未生养，便送“桔”灯，寓为“焦急”之意。生育后可送“状元骑马”灯、“天赐麒麟”灯等，直送到外甥16周岁为止。民间有首童谣：“正月元宵灯，外婆爱外甥(外孙)，送来红红桔子灯，吉利又添丁。”反映了外婆爱外孙的社会风尚。杨庆琛榕城之夕《竹枝词》云：“天赐麟儿绘彩缯，新娘房子霞光增，宵深欲把金钗卸，又报娘家来送灯。”此诗描绘当时送灯的盛况。

       惠安女是福建泉州惠安县惠东半岛海边的一个特殊的民间风情，她们以奇特的服饰，勤劳的精神闻名海内外。惠安女，从狭义上来说其实是惠东女，主要分布在福建惠安东部崇武、山霞、净峰和小岞四个镇，是地地道道的汉族。她们的服饰，也深深地影响着周边的乡镇，如东岭、东桥和辋川等。据当地人说，几百年前，她们由中原移居于此，因海边生活为防风而佩带花色头巾和橙黄色的斗笠，花巾上还有编织的小花和五颜六色的小巧饰物；上身穿着紧窄短小的衣服，露出肚脐；下身穿着特别宽松肥大的裤子，腰带是扎在肚脐下面。

       惠安女以吃苦耐劳闻名于世，大多以渔业为主。当男子出外谋生或出海打渔时，惠安女成了建设家乡的主力军。她们善家务、多才艺，不论下海、耕田、开公路、修水利、锯木、扛石头、拉板车，还是雕石、织网、裁衣和经商做买卖，敬公婆、教子女，不分粗活、重活、细活，事事能干、样样出色，里里外外自然成了勤劳的代名词。进入惠安的崇武乡间，旅行者还会坐上由惠安女驾驶的各式摩托车，而男人们则把精力放在抚养小孩，雕刻、打鱼、照看店铺上。惠安女因美丽、勤劳、贤惠和一身奇特服饰而著名，不仅成了崇武古城的一道独特民俗景观，更为崇武古城增添了难以言表的魅力，吸引了众多慕名而来的游客。

      人们习惯于把女性和水联系在一起，女人的智慧和灵气都近于水。惠安女更多了一层石质的坚硬和沉稳，执著坚定的男子气概。如今回头再看这闽南乡村道上的惠安抬石女子，却是另一种风情。在这里，海水和石的矛盾对立且和谐，两种不同的质的结合创造出新的美感，坚定和婉丽，刚强和柔和，形成海边最美的风景。

语“寒夜客来茶当酒”，福建人是客一进门即泡茶。福建人喜欢喝乌龙茶，在福建最负盛名的是安溪茶，安溪茶中以铁观音为上品，铁观音如青橄榄，入口略有苦涩，入喉后渐渐回甘、韵味无穷。

福建人把饮茶叫作泡茶。泡茶的程序非常讲究，所费的时间功夫多于喝茶。  

首先是茶具，一般用红色的宜兴陶壶，只有掌心大小，叫“小掌”。配套的茶杯当然更小了，用这样的茶具泡出的茶叫“小掌茶”。除了茶壶、茶杯，还有搁茶杯的茶盘和一个碗状的放置茶壶的茶洗。  

每一次喝完茶和泡茶之前，都要将茶杯置茶洗中，用煮沸的开水冲烫，此即茶洗的功能之一。第一道程序就是烫壶、烫杯。随后倒掉茶洗中的水，将茶壶置茶洗中,放上茶叶，茶叶往往要放满壶，冲出来才够味。水一开，立刻就冲入茶壶中，这时会浮起一些泡沫，用壶盖轻轻拨动，把泡沫拨出，盖上壶盖后，再从壶盖上淋下开水，把壶外的泡沫冲走，同时使茶壶内外温度差不致太大。把茶壶提起，将这第一遍茶全部倒入茶洗中，第二道水立刻冲进去，要冲到壶盖盖下去后水有少许溢出，盖上盖子，再淋一些水，然后马上斟茶，不能延后，最忌浸茶，一浸就出茶碱，茶就苦了。  

斟茶是很讲究功夫的，必须用一个手指按住茶壶盖，将壶翻转九十度，壶嘴直冲下，迅速绕着已经排成一圈的茶杯斟下去。开始叫关公巡城，每一个杯子都要巡到，最后叫韩信点兵，那后边的几滴最是甘美，也是每一个杯子都必须点到，这样斟出的茶，每一杯色泽浓淡均匀，味道不相上下。一泡茶一般冲五六次，讲究一点的，冲泡三四次，要将茶叶渣倒出，重新烫壶、烫杯。

畲族实行一夫一妻制，同姓不婚。畲族婚礼别具情趣，届期新郎由岳家亲迎，岳家款以饭就餐时，餐桌上不陈一物，必俟新郎一一指名歌之，如：要筷子则唱《筷歌》，要酒，则唱《酒歌》，司厨也要以歌相和，其物应声而出，席毕新郎还需把餐桌上的东西一件件唱回去。

霞浦畲族婚俗有其特质与丰富的内涵,仪式隆重而讲究，由议婚、订婚、做表姐、做亲家伯，成亲五大部分组成。婚俗最大的特点是“俗不离歌”，歌贯穿于从恋爱到完婚的全过程，尤其是婚礼上的“做暖房”，且歌且舞，最具民族风味；畲族婚礼上还有自古都有的“男拜女不拜”仪式，显示出畲族妇女的地位。

福州习俗喜讲“三”

福州民间习俗，喜讲“三”，因为，“三”和“生”谐音，生财有道，生子添丁，生活如意……都是从“生”衍发的。“三”便成为大吉大利的好数字。

结婚的礼金，三百三十三也好，三千三百三十三也好，就要取个“三”；结婚的礼品，肉面也好，喜糖也好，也要取“三”字数；婚礼上“伴房”喝彩，也要取三遍，包括“连中三元”“连生贵子”“连年发财”等；闹洞房催新娘表演，也叫“一二三”。总之，“三”和“生”相谐声，喜日就爱“生”。

贺寿的礼品，匾书“寿比南山”；送物包括寿桃包、太平（鸭蛋）和面三色；回馈亲戚的，包括饼干、喜糖和[米时]三味。

盖屋竣工庆典，梁上悬挂红彩、竹篓和粽母粽子三种；喝彩要唱词三章，包括“三代同堂，长发其祥”等；赏给工匠红包，都要有尾数如“三块三”“三十三”等。

总之，福州民间习俗喜讲“三”，用“三”，尤其尾数一直要有个“三”，以期生吉。古人数字的观念以三为最多，三为最神秘。由一阴一阳的一画错综重叠而成三，这与福州民俗喜“三”相连，尤见其实。

　（本文来源：福州民俗文化丛书《福州习俗》）

　　福州人喜红忌日

   红青白绿黄五种颜色，福州民间崇尚红色。从红帖、红包、红烛，到红花、红兜肚、红寿幛，不论节俗还是喜庆，都崇尚红色。红纸、红布、红箸、红灯等都被列为引人喜好的用品和礼品。红纸写喜联，制封包；红布披悬，还可答礼；红箸可使用，也可谢礼；红灯自挂，也可送贺。

　　红，充盈着喜气，成为民间吉祥的颜色。即使年节上一些礼仪，也要贴上红纸屑或红纸剪的“喜”“寿”“福”字样。送寿的“太平”（鸭蛋），定要染红。如果丧事，处理完毕“回龙”也要披红回门。这是习俗上最为讲究的。

　　至于白色，民间最为忌讳，除了丧事披麻戴孝，以“白”志哀示孝之外，一般生活上避免使用白色的物品和衣着。尤忌穿白布，戴白花的人踏进人家的屋内。只有春联的联首留一白色，据说是明末朱聿键在福州登位，建号“隆武”，坚守抗清。后来，兵败汀洲遇害，噩耗传来，恰遇除夕，福州城内人们不敢举丧，才在红联纸上端留白，以示哀悼。这便是福州春联纸红地白端的来由。

　　（本文来源：福州民俗文化丛书《福州习俗》）

写“火”字忌用正贴

　　福州民间习惯，一般字不倒贴。惟一“火”字，可以倒贴。如“防火安全”“天高秋燥，火烛小心”等宣传文字，“火”字忌正贴，必须倒贴。

　　为什么“火”字要倒贴呢？一是倒贴“火”字醒目，引人警觉，以防麻痹大意；二是倒贴“火”字，寓有灭火倒地，不让蔓延成灾之意。这是民间的约定俗成，“火”字倒贴，代代相沿。

　　这些年，倒贴“福”字出现在福州一些店铺和民居，作为春节贴红，表示“福倒了”（谐音为“福到了”），这显然是北京一些地方的习俗，并非闽俗。因为，福州方言中“倒”和“到”的发音区别很大，似不相谐。福州民俗崇福，春节过年，“福”字要书写方正，贴得不偏不斜，以示庄重严肃，不可倒贴。

　　两相比较，“火”字倒贴，为的是弭祸消灾，如果正贴，便视为不吉；“福”字正贴，为的是祈福纳吉，如果倒贴，便与群众心理和愿望相悖，视为大忌。

　　（本文来源：福州民俗文化丛书《福州习俗》）

行走觑路忌“路踢”

　　福州话“路踢”，不是指“一路上踢球”之类的事，而是指走路不小心，脚趾撞了路面突出的小石头，或树桩，或落地的破瓶、破钵等，或撞伤，或出血，或摔倒……所以，家长当儿孙辈出门时多要嘱咐：“行走觑路！”要儿孙辈小心走路，眼觑路面，不要发生“路踢”。这是经验之谈。

　　“觑路”就要眼睛注意路面，行走力避“路踢”，畅行无碍。往往年轻人走路，或蹦蹦跳跳，或拉拉扯扯，一旦发生“路踢”，轻者踢破了趾皮，或划伤出血，重则踢伤，或铁倒骨折……

　　也许，人们以为“路踢”多发生在乡村小路上，而现代福州城路宽道平，未必会有这类的现象发生了。其实，“行走觑路”还是必须谨记的。《福州晚报》多次披露了路旁小铁钉、电线杆除掉遗留“疙瘩”等发生“路踢”的事故，便是实例。

从“行走觑路”到“慢慢走”，都属于民间长者的善意提醒，为的是避免发生“路踢”。

　　“路踢”偶然发生，主要是自己行走不慎，招致事故。如果“行走觑路”就可平安无事了。

　　（本文来源：福州民俗文化丛书《福州习俗》）

穿衣何以多禁忌

　　穿衣，民间习俗上讲究禁忌。

　　衣服晾干，要收起折叠好，才能穿上；如果晾而未干，就不可穿上。

　　衣服穿单，若要重衣，必须浅色穿内，暗色或花色穿外。

　　衣服穿着，要短袖在内，长袖在外。

　　类似禁忌，福州民间各有解释：衣服洗后晾干，定要折叠之后，才好穿上，以示家有厚力，不是“现晾现穿”；未晾干的，有湿气，穿上不利健康。两衣相重，定要浅色在内，以避讹为孝服。短袖穿内，长袖穿外，符合“规矩”，不然被视为“长袖重短袖”乱穿衣。

　　至于穿衣时发现钮扣掉了或衣服破了，都不许穿在身上缝补，而必须脱下。一是怕针刺伤人体；二是怕引人“误会”，以为仅此一件，无法换穿了。

　　衣服一般要正面穿得端庄，不可反面穿着。马尾区侨乡亭江一带，家有丧事，衣服反穿，这一习俗相沿至今。

　　“无季乱穿衣”这是民间的禁忌。春衣夏服，秋装冬饰，各季的衣服都有区别，叫“换季”，习俗上不能“乱”。而今衣饰时尚，追求各自不同，穿衣也各取其需了。

　　（本文来源：福州民俗文化丛书《福州习俗》）

只讲“好”而忌讲“完”

　　只讲“好”而禁忌讲“完”，是福州话中语言的习俗之一。因为，“完”和“亡”谐音，为了求吉利，语言习惯上避免出现“完”字。

　　从生活中办事完毕，不讲“办完了”，而讲“办好了”；到过年放罢鞭炮，不讲“鞭炮放完了”，而讲“鞭炮放好了”；从婚宴结束了，不讲“酒喝完了”，而讲“酒喝好了”；到竣工时节，工具运走了，不讲“搬完了”，而讲“搬好了”……总之，民间习惯凡事讲“好”，而忌讲“完”。

　　如果吉祥的话出现了“完”，家长就会采取应急措施，指这是小孩子七讲八讲的戏言，都不算数。如除夕年夜饭吃毕，小孩子讲“吃完了”，家长就用草纸拭一拭小孩子嘴巴，意取“拭（七）嘴𢫦（八）股穿（屁股）”，以消“戏言”。

　　至于探候病人，只讲“多歇几天就好了”之类的安慰语言，忌讲诸如“药服完了么？”等话。即使亲人已死，也只哭诉“您从今全好了”之类，忌有一个“完”字。

　　只讲“好”而忌讲“完”，这一语言习俗还在流传着。

　　（本文来源：福州民俗文化丛书《福州习俗》）

大门回避路直冲

福州民居，不论“六扇五”“四扇三”式，还是“八扇七”式宅院，都十分讲究“大门回避路直冲”。于是，大门出现两种模式，一是直开的，二是侧开的。

大门直开，称“正门前”，一般面前无碍，横向一路，方便出入交通。尤其正门的结构匀称，门前埕大，车马可驻，很有气派。

大门侧开，称“歪门前”，一般面前有碍，或直冲道路，或有障碍物，只好以墙堵住，侧开大门，形成“大门不正”的格局。

“大门回避路直冲”，是什么原因呢？

大路直冲宅院的大门，在民居密集的地方，产生一种“环境风”，直向大门吹来，既会干扰宅院的环境，也会冲击宅院的宁静氛围。每每“环境风”刮起，住户必须时时注意，及时关窗闭户，稍不留心，健康受到影响，容易生病。民间习俗上称“环境风”为“直透风”“穿洞风”和“贼风”，人们不避这种居住环境的风力袭扰，四季就难得安宁。所以，民居建筑都避开大门和道路直冲。如果是先建宅院而后筑路的，只好改个大门的方向，不得不采取“歪门前”，回避大路直冲的“环境风”，以期居住的安宁。

（本文来源：福州民俗文化丛书《福州习俗》）

扫地忌由内扫外

     扫地，指打扫室内或户内卫生的习俗，福州人十分重视，岂止“黎明即起，洒扫庭除”。

　　何以扫地忌由内向外打扫呢？
　　扫地，使用畚斗，把垃圾装好，倒入垃圾堆里。不允许贪图方便，从户内往户外扫，或从室内往室外扫。民谚：“往家里扒金”。扫地就要“往家里扒金”，只许向内扫，不能向外扫。
　　除夕之夜，家长都要拿起扫帚和畚斗，象征性地“向内扫”一过，寓意“往家里扒金”。同时，畚斗里的垃圾，也要像藏匿一样，放置不显眼的一角，待正月初二之后，往垃圾堆倒去，以表财气不泄。

　　新媳妇入门之后，也有举帚扫地的象征性动作，以示留住财气，过好日子的意思。动作讲究向内扫，也讲究用畚斗装垃圾，藏匿家财。
　　至于客人入内，主入切忌打扫。所谓“扫地逐客”，一旦主人户内扫地，客人都会离去，不好意思再访谈和探候了。因为扫帚一动就表明客人入是“不受欢迎”的，这是有意逐客的举动，客人只好知趣地离去。所以，民间习俗：“客人未到，打扫已毕”，作为迎客的准备，以示礼貌。
　　公共场地打扫，还忌逆风。所谓“看风势拿扫帚”，不可随便打扫，尘土飞扬。如果发现过往行人、车辆等，便要暂停打扫，不便当面飞扬尘土或垃圾。

　（本文来源：福州民俗文化丛书《福州习俗》）

　　大厅各房应均衡

福州民居建筑，讲究大厅和各房的结构均衡。不论“四扇三”式，“六扇五”式，“八扇七”式，都形成中为厅，旁为房的建筑格局。如城内衣锦坊54号欧阳寿孙故居，木结构，四面风火墙，宅坐南面北，双重大门，正屋全宽12米，三间，中为厅，旁为房，进深13米，厅前天井宽9米，进深6米。像这样典型的民居，讲究的是以大厅为中心，左右为房，形成了“四扇三”式均衡建筑的布局。所谓“六扇五”，指大厅在中，左右各有两房并列，长乐沙京上李村清代书法家李兆珍的故居，便是一便。所谓“八扇七”，指大厅在中，左右各有三房并列，长乐鹤上村“九头马”民居群，便是最有代表性的例证。

正是大厅和左右各房并列，保持均衡的建筑结构，就不允许随意把横梁锯断，把房屋增高，这样不但破坏了整座宅院的形制，有违均衡，影响了安全，而且破坏了整体的建筑结构布局，是个大忌。
　　民谚：“卖厝没卖厅。”这指的是外人买了宅院的某房，仅限于在某房范围内生活，通道和大门可供使用，但大厅不许沾边。因为，大厅属于原来的主人，与买房户无关的。这也就是为了保持整座宅院的均衡。如果买房户住入，随意改变或更换了结构，就会被主人制止。如果把房扩大到廊沿，便引起格局的失调，也会被制止的。当然更不许占厅混堆杂物等。

（本文来源：福州民俗文化丛书《福州习俗》）

大宅最忌无后门

　　自成宅院的民居，俗称“大厝”。所谓“大厝大门埕”，大门前埕大，突出了住宅的气势宏伟。这一般都是三坊七巷内的民居大宅院式的建筑物。

　　但是，这样大宅大院，都要有与前门相对称的后门。如果只有前门，没以有后门的宅院，就成了“有前没后，有嘴没屁股”的建筑格局，一般不适宜于居住的。

　　为什么？因为，福州居民建筑十分讲究前后照应，左右匀称，既忌门“有前没后”的设备，又避一重一轻失衡的结构。

  只有祠庙之类建筑，才能开前门而不开后门的。民居是住人的，与祠庙的功用不一。有前门而没后门，民间谚语称为“有嘴没屁股，破财光又光”。民居追求空气流通，交通方便，出入平安的建筑环境，如果“破财光又光”就成了例俗的大忌，谁也不愿住下的。据说长乐沙京上李村几座明代的民居宅院，都因有前门，没后门，居住不及三代人，不但“破财光又光”，还连后裔也生存无多了。有一户老宅后门不设，未及久居，阴暗而又潮湿，家人多生病，只好废弃不居了。看来，民居大宅最忌不设后门的建筑，这一习俗至今仍值得注目。

石竹山祈梦习俗为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石竹山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著名的侨乡福清城西10公里处，主峰状元峰海拔534米。石竹山山间有紫云洞、桃源洞、通天洞、日月洞、摘星台、鸳鸯石等奇岩怪石；崖石上留有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的摩崖题刻。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与中华本土的传统宗教文化相融合，逐渐形成了石竹山独特的祈梦习俗。

石竹山祈梦习俗已有2000多年历史，它以九仙信仰为精神纽带，以人生礼俗、岁时节令相伴随，以民间心理医疗知识为内涵，广泛涉及心理医学、养生学、建筑学、社会学等领域，在流传过程中又融入了道教仪式文化，成为一种独特的心理疏导和社会教化形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礼俗，逐步衍生出四季祭典，尤其以每年立春日的“接春”仪式为代表。这一原生态的生命礼俗，遵循了节气变化的自然哲学，蕴含着古代社会对农耕文化的重视和对生命的尊重，也成为今天石竹山祈梦习俗的重要内容之一。

石竹山以祈梦为核心的民间习俗广泛传播于福州、莆田、泉州、厦门、漳州一带，影响力甚至远及日本、东南亚以及欧、美等世界上有福建人聚居的各个角落，成为中华民族认同感的文化纽带。而且，随着祈梦与解梦活动的频繁展开，各种反映人们生活和愿望的梦故事，以口头文学为媒介，广为流传，为石竹山增添了无限神秘的传奇色彩。

院内栽花忌出墙

　　宅院之内栽的木本花树，一般不宜长高而出墙。这是为什么？

　　一是花木长高，树荫如冠盖，遮住了庭院的天空，日照被阻，影响了院内的采光，使原来光亮的屋子变成阴暗了。

　　二是花木长高，出墙招风，都会影响瓦檐安全。

　　三是花木长高，招蜂惹蝶，也是家居所忌。

　　民间例俗：“院内栽花不出墙。”花树在庭院之内，如果发现花树出墙，就要删枝。一定要控制适当的高度，决不让花树随便出墙。这样，既可避免高枝挡住日照，不使宅内阴暗，又可避免湿度太大，容易繁殖细菌，影响住户健康。至于“树大招风”，往往刮风时节，瓦檐受损，甚至偶而发生檐口剥落，砸伤事故。

　　至于院内栽花，一般不栽白玉兰等容易高出墙外的品种，也忌栽夹竹桃等含有毒液汁的花木。栽花出墙，既易招蜂若蝶，也会孳生蚊虫，不利于宅内的环境卫生。“院内栽花忌出墙”，是前人生活的经验总结，值得记取。

　（本文来源：福州民俗文化丛书《福州习俗》）

打标为记齐守约

　　打标，福州习俗叫“做记号”，这是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一种乡规民约，要求一齐遵守。

　　怎么“做记号”呢？如农村晒谷场，谁家在哪里晒谷，或用小石头标一范围，或用稻草标一界线，以“先得后不得”约定俗成的规则，人人遵守。又如城镇的占地摆摊，或用小石头标一范围，或用旧草席铺一界线，人们知道了，便会另附其旁不将打标的地盘占去。

　　打标，还有种种用法。如秋后在山间砍柴，发现了一片好草地，便先砍了周边范围，留了界线，可以分几日砍毕。人家见到了山标“做记号”的，就不敢入内砍柴了。又如发现人家的山田漏水，便在漏水处，插一枝松木或其他树枝，告示田的主人快来堵漏。这类农业生产的标记，互相关心，应属社会上互相帮助的美德。

　　住房还有门标，人们一见就不得随便入内的。福州民间习俗，如媳妇分娩，门上悬挂一块仙人掌，人家便知道是产房的重地，不会来串门了。同时，邻居也注意保持安静，不突然发出撞击声或吵闹声，避免婴儿“禁冲”的事发生，便是一例。

　　凡有打标，所谓“做记号”的，大家都要一齐守约遵规，不能违背。这作为社会的公德，习俗上要求不折不扣做到。

　　（本文来源：福州民俗文化丛书《福州习俗》）

桃花不能插花瓶

　　作为蔷薇科桃属的植物，桃树开花烂漫，引人注目。从《诗经》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到杜甫诗句的“春岸桃花水”，都把桃花艳丽及其季节水汛入诗，令人赞许。但是，福州民间忌将桃花带回家来，更不能插入花瓶，这是为什么呢？

　　一说，桃木驱邪，而驱邪的东西，都含秽的，不允入室。因此居民内庭院，也不种桃木。

　　二说，桃花和其他观赏的花相比较，更见妖冶，福州习俗忌与桃花相连，如“桃花运”，往往引人讨嫌，不论男女，与“桃色”牵扯都不太好。“桃花癫”更不好，指桃花开时，男女的神经不太正常。老辈人都力避讲到“桃花”词汇，当然禁把桃花插上花瓶。习俗上有点“谈桃花色变”的意味。

　　三说，桃花命短，不为人们喜欢。本来，女性妆扮的胭脂，古称“桃花粉”，而福州只称胭脂，回避木来的“桃花粉”名称。

总之，民间习俗上，与桃花拉开很大的距离。各种灼目的桃花，人们不会欣赏和观看的。乡村的老者，还告诫孩童不要往桃树下钻，影响自身长高，甚至会害病。这多少含有迷信色彩，但从民俗禁忌而言，早已约定俗成了，好像老辈人都这样劝诫着。

　　（本文来源：福州民俗文化丛书《福州习俗》）

　“不买一个枕头”释

　　民间习俗购物，有些忌购单个的。如“不买一个枕头”，“不买一只碗”之类，必须作个解释。

　　枕头是床上用品之一，买时必须买一双成对的，忌买单个的。因为，只买一个枕头，会“孤独一世”的。不论谁都希望成家立业，决不孑然一身。

　　碗，俗称饭碗，是日常生活必备的用具。有饭碗端，或抱得住饭碗，这是人们的所求。只买一只碗是大忌，因为只有乞食才买一只碗的，以便流落街头村间行乞之用。居家人要发展，碗要买一副才好。

　　买单个枕头的，会“孤独一世”，这个兆头不佳；买一只碗的，会成“乞食相”，这个兆头也不好。习俗上，兆头不好的，尽力避免，这不仅仅是个怕人笑话的问题，而且涉及到一个人的一生彩头的习俗，一般都十分讲究。如果年轻人不谙民俗，长都就必须开导：“买碗要买一副（十只）或半副（五只），决不能只买单只”；买枕头要买一双的，不能独买一个”。这意味着买者必须全盘考虑自己成家立业，既不孤独一世，又不做“乞食”。那么，购买时就要从例而办，不可别出心裁：买单不买双的，或买单不买一副半副的。

（本文来源：福州民俗文化丛书《福州习俗》）

庭院不栽夹竹桃

　　夹竹桃，花色红白，娇艳似桃花，而叶狭长似竹，故名“夹竹桃”。据《药用花卉》述及：科属夹竹桃科；性寒、味苦，有大毒。

何以福州习俗上庭院忌栽夹竹桃呢？

　　主要是因为夹竹桃与桃木一样，为民家忌栽入庭院内的花卉。何况，夹竹桃性有大毒，人们不宜接近。这是民间传统的习惯，衍成了例俗，既有地方的禁忌，也有科学的依据。夹竹桃，生长迅速，枝条极易高拔，遮住日照，庭院因多潮湿，地而便生青苔。住家最忌这种生活的环境，喜欢阳光充足，庭院干燥，流通空气，清洁卫生。

　　至于夹竹桃枝叶含有大毒，不宜与儿童接触，应远离户内。不过，宅外花圃栽些夹竹桃，净化环境污染，还是有益的。农家多栽为围界或篱笆，城镇公路两旁或水边，以夹竹桃绿化环境，也有地方特色。福马公路在魁岐村附近，便有别致的夹竹桃景观，四时叶绿花艳。

（本文来源：福州民俗文化丛书《福州习俗》）

      仙人掌，作为药用植物，不但根、茎、花、子具有主治疾病的疗效，而且捣浆取汁凝结物，俗称“玉芙蓉”，也具有医药功能。据《药用花卉》介绍：根、茎性寒，味苦，归心、肺、胃三经；子性平，味甘；浆汁性寒，味淡，无毒。

　　为什么民间喜在门上悬挂仙人掌呢？

　　一说，仙人掌，又名“龙舌”，有龙则灵，悬挂它在门上，为的是驱邪图吉。

　　一说，仙人掌，又名“观音掌”“观音刺”，观音，即观世音，佛教菩萨名，唐人避李世民讳，只称“观音”，所谓“时观其声，皆得解脱”。悬挂它在门上，为的是驱邪图吉。

　　一说，仙人掌，又名“神仙掌”，民俗神仙可以逐邪图吉，悬挂在门上，多少含有求仙的色彩。

　　可见，驱邪图吉，采用仙人掌悬上门庭，这本属古老的习俗。随着宗教的色彩附属其上，道教的神仙也好，佛教的菩萨也好，都是后来人为的解释。福州的仙人掌丛生地方，人们喜选药用，医疗诸病，也喜挂门上，以图吉祥。各地也许有不同的说法，从“龙舌”到“观音掌”“神仙掌”，名称不一，道出了人们说法的来由。福州以“龙舌”之说为多，悬门图吉，与民间人们的祈求心理和纳吉愿望相符，成一例俗，仍在流传着。

　　（本文摘自：《福州习俗》）

风筝忌落他人屋

为什么民间习俗忌把风筝掉落在他人的屋顶上呢？

先从风筝说起，福州俗称风筝叫“纸鸢”。明人陈沂的《询萏录》诠释《风筝》，述及风筝“即纸鸢，又名风鸢。初，五代汉李业于宫中作纸鸢，引线乘风为戏，后于鸢首以竹为笛，使风入作声，如筝鸣，俗呼风筝。”可知先称“纸鸢”，而后“以竹为笛”，才俗呼风筝。福州沿海，四季有风，放风筝成为民间的一种娱乐体育活动的项目，可以独放，也可群放，其中不乏有比试高低的竞赛，引人观赏。不过，阳春三月上巳日前后，放风筝含有把污秽的晦气和倒霉的恶运放掉，作为民俗的一项活动，人们寄托随风升高而放掉各种陈物旧运的情思，成为家家都要参与的民俗活动之一。重九时节，人们登高，也有放风筝的场面，也有追求升高和排放晦气的意思。这是福州独特的秋季放风筝的习俗，大庙山的登高石和放风筝，最为引人入胜。

也许，放风筝含有放掉人们的恶运和晦气的习俗，就要把风筝离开民居密集的地方放，生怕放风筝掉落别人屋顶上，被人责怪。因为，谁都不喜欢这放掉晦气，放掉恶运的风筝落到人家的屋顶上，也即称“落人头上”。所以，放风筝多选野外，大庙山是临江的登高处，成为全城放风筝很好的地方，即使风筝断线，也多落入闽江流走，不会发生落在他人屋顶的讨嫌现象。

（本文摘自：《福州习俗》）

小满收麦忙又忙

　　小满在阳历5月21日前后，太阳到达黄经60℃时开始。这时，北方的麦粒正在灌浆饱满，但未成熟。而福州地区大麦先收，小麦也熟了，正是夏收夏种的大忙时节。因为麦田要收割，又要犁地、溶田，赶着插秧，以期不误农时。山园麦地，也赶翻土晒干，打畦施“落地肥”，准备栽种番薯。

　　小满，是番薯苗长势渐旺时机，一担番薯苗上市，便有现金收入。农家非常重视育种番薯苗，除了自供之外，大量要出售，增加家庭的收入。可是，育种要有一定的技艺，多依老农掌握，家庭人手不足，番薯苗生产便不如人家。关键在于苗地管理，包括浇水、施肥、修剪等，一环一环要配上，如果该施肥不施，到了施肥又遇下雨等，就会影响生长的。番薯苗地一般可延续到立秋之后，供应晚番薯扦插，才翻地整畦，或种上番薯，或改栽蔬菜。

　　小满，南朝宋齐时期，列为地方官任期年限，这时要调任和新任大批官员。据《资治通鉴》解释：“宋末，以治民之官六年过久，乃以三年为断，谓之小满。”刘宋的官吏任期称为“小满”，这是管理政务的一种举措。虽不属农时的事，却也有辨析的意义。

　　（本文摘自：《福州习俗》）

掌中木偶

泉州木偶戏在台湾演出（图片/大公网）

　　泉州的木偶戏分为提线木偶和掌中木偶，掌中木偶又称布袋戏，解放后通过不断地到国内外演出，在国际上蜚声鹊起。友邦人士看了，开始不相信是我们的艺人用十指套着木偶表演出来的。当我们的艺人在瑞士日内瓦、法国巴黎演完后谢幕时，掌声雷动，观众还提出了许多的疑问，使我们的艺人不得不走出舞台，当场表演给他们看，他们看后还要派人来检查，捏捏木偶内部，看里面安装什么“机关”，检查都没有了，才争翘着大拇指表示心服。

　　说起布袋戏的来历，还有一段故事。传说明朝嘉靖年间，泉州有一个穷秀才梁炳麟，多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考中。有一日和朋友一起来到清源山仙公处卜梦，梦见仙公执其手说：“你的功名在掌中。”庙祝为他解梦说：“仙公暗示说你的功名就在你的掌握之中，所以你今科上京赴试，必中无疑了。”到了“大比之年”，梁炳麟欣然赴试，等到发榜，又是名落孙山，他又一次失望地回家了。为了生活，只好流落街头说书。但读书人爱面子，于是他就躲在帘子后面，用“隔帘表古”的方法说书，以免有辱书生的脸面。有一天，有个提线艺人来听他说书，觉得梁秀才的语言艺术非常生动，很能吸引听众，就建议他手托木偶人，伸出帘外，边说边表演。梁炳麟按照这个方法一试，很受观众欢迎，一时名声大振。听众称他为“木偶戏状元”。这时，梁炳麟才猛然醒悟这才是应了先前仙公托梦的暗示。因为木偶形体较小，头部连在布袋上，要用手伸入布袋中操纵木偶动作，同时也是为了演出携带方便，梁炳麟特制了一个布袋收藏着，于是观众就给这新生的剧种取名为布袋戏。布袋戏又因为操纵时是用手掌由上而下伸入木偶衣内，食指托头，拇指和其他三指分别伸入左右两臂，手掌为身，手掌和指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又叫它掌中戏，指头木偶。在闽南，人们又将表演布袋戏的剧团称为掌中班，深受群众欢迎。

　　梁秀才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功名不是上天安排的，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世上也绝不是科举一条道路，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像木偶戏这样的所谓“雕虫小技”，一样可以使你名扬四海，流传千古。而泉州的木偶戏也正是由于有梁秀才这样的读书人的加入，才提高了民间戏剧的艺术品位，使这个新生剧种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繁荣和发展。(李晓洁)

【来源： 《八闽文化经典故事》】

九日山祈风祭海

九日山祈风石刻（图片/风景图片网）

　　九日山地处南安市丰州镇，距泉州市区仅７公里，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素来就享有“山中无石不刻字”的盛誉。在这些现存石刻中，有宋刻59段，元刻6段，明刻9段，清刻1段。最有价值的珍品是自北宋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至南宋咸淳二年（公元1266年）的13段海交祈风的摩崖石刻，现已列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些石刻又分“回舶祈风”和“遗舶祈风”两种，记载了从北宋至南宋160多年间，泉州地方官吏为番舶祈风的史实，是宋代泉州对外贸易物证的珍品，是我国古代海外交通文物中的瑰宝，也是我国同亚非人民友好往来的见证。它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九日山作为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历史地位，也反映出古代泉州独具特色的祈风祭海习俗。

　　泉州枕山面海，是天然的良港。从唐至五代时期，泉州与各国通商贸易渐趋繁荣。宋元两代，泉州海外交通进入全盛时期。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从泉州把陶瓷器、丝绸、茶叶、铜铁器，中药材、酒、纸、等我国特产源源不断地运往世界各国；同时，又从海外运回大宗番布、木棉、乳香、沉香、玳瑁、犀角、象牙等物品。频繁的海上交通，促进了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经济交流。也使泉州成了“梯行万国”的东方大港。

　　而古代的海上交通，是全靠木帆船往来的，它的行驶，是全靠风力推动的。那时科学不发达，对不能理解之事，以为冥冥中皆有神灵的主宰，所以海有海神，风有风神，人们要平安的飘洋过海，就得祈求它们的保护。祭海就是宋代泉州的地方官为了招徕亚非的商人来此进行贸易而创设的一种仪典，是一种友好关心的表示。祭海仪式一般在夏季举行，因为泉州的所有港口，都是向东南的，亚非的海舶过了印度洋、七里洋，进入南中国海要来泉州，一路都要靠东南风的吹送，端午前后，正是东南风劲吹的时候。所以郡、县的官员，市舶司和缙绅人等，要选择个吉利的日子为他们祭海。祭海的仪式在九日山的“昭惠庙”内举行，所供奉的“海神”叫福佑帝君，是人民想象中能镇压妖邪的海上尊神。

　　“祭海”是对亚非商人迎来的一种仪式，祈风则是送行的仪式。每年到了金风送爽、冬季来临之时，西北风起了，亚非的商人来泉州经商，有的一来三年五载，有的也许更长的时间，他们所载来的大批珍珠、香料、药材都已脱手了，并且陆续采购了大量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土特产，要趁着西北风返航。他们中有代表性的商人来向我们的地方官辞行，我们的地方官也就择个良辰，在他们启航之前，邀请他们泛舟西上九日山，到通远王庙为他们举行祈求回舶顺风的典礼。相传通远王的原籍是永春人，死后被人们封为通远王，掌管海上交通安全之事。典礼之后，地方官在山下的延福寺设筵为这些返航的商人饯行。筵会过后，他们又登山游览，到傍晚又趁着习习的溪风，再泛舟而归。事后就将这一天的盛况，雇请石工，在东西峰的摩崖上，刻石留念。

　　南宋时的泉州太守真德秀在他的祈风文中说：“惟泉为州，所持以足公私之用者，番舶也。番舶之至时与不时者，风也。而欲使风之从律而不愆期者，神也。”意思也就是说，正是由于外国商船的往来，使得泉州官府和百姓所需的的必需品的供应得到了保证，而外国商船能不能按时到期，是由风决定的，而想要让风按照季节的变化正常地迎送船只而不至于使船误期，就只有祈求神的保佑了。这也就清楚地说明了祭海祈风习俗的由来。

　　可是，泉州的地方官为什么在迎送亚非商人时，一定要选择西郊距城约七公里的九日山呢？这一方面自然是因为山上有真武殿供奉着镇压妖邪的海神，有通远王庙供奉着掌管海上交通的通远王。同时站在九日山上俯视，下面正是晋江入海处，饯行之后，就可以目送风帆沿江顺流驶出港口。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九日山自晋以来，就是泉州著名的风景区，有历史悠久，建于晋太康年间的规模宏伟的延福寺；有晋松百余株，枝干古曲；有白云坞、菩萨泉等三十六奇景；有唐代被谪宰相姜公辅、会稽名士秦系、关中诗人韩偓、高僧无等禅师的遗迹；更有名公巨卿蔡襄、苏才翁、朱熹、王十朋等人游九日山的石刻。地方官祭海祈风的同时又可以偕同外国商人漫游仙山，饱览泉州的风景名胜。

　　祭海祈风的习俗说明了古代泉州地方官员对经贸往来的支持和重视，这也正是泉州港得以繁荣的很重要的原因。(李晓洁)

【来源： 《八闽文化经典故事》】

龟印认祖

在厦门同安的香山脚下，有一座龟形古墓，墓碑上刻着“澎湖到祖，显考汝武张公墓”等字样。这张公是谁？为什么又声称“澎湖到祖”呢？说来还有一段故事哩。

从前，在东园村附近一个叫做“下厝寮”的地方，住着一位穷苦青年，叫张勇省。他双亲早逝，只身务农，一直成不了家。有一年，老天好久不下雨，田园都晒得龟裂了，加上兵灾日起，土匪猖獗，这小小的“下厝寮”再也无法安生了。张勇省只好跟随村里的乡亲，驶船出海，到澎湖列岛一带去打鱼谋生。

来到澎湖，只见岛上一片荒凉，连户人家也没有。经常遇见的，是一些从台湾来的贫苦渔民。每逢海上刮起大风，那些渔民就到这岛上来躲一躲，待风平浪静，就又摇着船走了。潮水涨了又退，渔讯过了又来。时间一久，张勇省和他的乡亲们，慢慢地与台湾渔民熟识，还结识了一位台湾姑娘。这姑娘跟随父兄到澎湖打鱼，有一次遇到台风，父兄被浪涛吞没了。剩下她孤苦伶仃一个人，只得留在澎湖，为大陆和台湾来的渔民缝补衣服，编修渔网，聊以度日。张勇省很同情她，常常帮她做些事情。两个人接触多了，慢慢地就像一家人一样，张勇省打两条鱼，一定匀出一条送给她；裁一块布，一定剪块布料给她做衣裳。后来，当大陆平息了兵匪，消除了天灾以后，乡亲们纷纷返回同安老家去了。张勇省却没有走，留下来和姑娘结了婚，一起成家过日子。

他俩住在一个草寮里，男的打鱼，女的补网，日子过得倒也顺心。第二年，他俩有了第一个孩子。张勇省身强力壮，又很勤劳，见这澎湖山清水秀，土地肥沃，就开垦了几块荒地。先是种点番薯、花生，后来又种水稻、甘蔗。这样，家境慢慢好起来了。过不多久，他拆掉了草寮，盖起澎湖第一座瓦房。这瓦房的格式和他老家同安的房子一个样。但是，他妻子发现房子的大门却是朝西北开的，感到奇怪，就问他：“人家盖房子大门总是朝南的，你怎么朝西北呢？”张勇省感叹地回答说：“西北面是我的祖家，门朝西北，一出门就能见到祖家啊！”

到了妻子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张勇省开垦的荒地也多了。房前屋后种香蕉，平地里种的是水稻、甘蔗，连那山坡，也都开垦出来，种满了果树。从大陆同安来的渔民，见这里稻浪翻腾，花果满山，啧啧称赞是个好地方，于是不少人也搬到这岛上来住了。不多久，岛上从一户人家变成了一个村子，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热闹了。

一年中秋，乡亲在一起吃月饼赏月，有人忽然对张勇省说：“张老伯，为我们的新村取个名字吧，也好跟家里的人联系啊！”张勇省觉得有理，想了想说：“咱老家叫东园，我们都是东园的子孙，这里石头多，就叫东石吧！”就这样，澎湖岛上有了东石村。

到了妻子生第五个孩子的时候，张勇省已经在东石村住了21年。来的时候他年轻力壮，这时脸上皱纹多了，头发也白了。他开始思念起自己的老家，总想着叶落归根，回到同安东园去。但是，他哪里舍得丢下澎湖东石这份家业？哪忍心抛离和他相依为命的妻子、儿子？他日夜思乡念土，又难舍澎湖，弄得吃不下、睡不安，常常独自隔海遥望老家，唉声叹气。妻子知道他的心病，就对他说：“你先带小儿子张聘回东园看看吧！要是家乡好，就回来把我们全家都搬去！”张勇省觉得妻子的话说得有理，但这一去，说不准要十年八年，海峡茫茫，何日能再相会？他思前虑后，特意请人做了一对黄玉小龟，一对锡石印章。那小龟一只是雌的，另一只是雄的；那印章一颗刻了一个“父”字，另一颗刻了一个“母”字。张勇省把雄龟和父印带在自己身上，把雌龟和母印留给妻子，叮咛道：“这一去就是几年，若是咱夫妻不能团圆，就凭这一对龟印，让儿孙们相互传认吧！”

张勇省终于回到了老家同安。因为他操劳过度，晚年多病，不久就与世长辞了。和他一起回东园的小儿子张聘，按照他的遗嘱，将老人埋葬在风景优美的香山下，还特地修建一座龟形的坟墓。那墓座西北，向东南，以表示玉龟长存，永远思念澎湖的亲人。后来，张勇省的老伴也在澎湖去世了，他们的儿子将她埋葬在东石村，同样修建了龟形坟墓，方向却是座东南，向西北，表示她永远与大陆的亲人心心相连。

两座坟墓隔海相望。多少年来，海峡两岸的亲人每到清明时节，总是互相往来，共祭祖坟。而同安东园和澎湖东石的亲人，又都在扫墓的时候，凭着玉龟、锡印，彼此相认，并传下这种认祖的习俗。事实上，在海峡相隔的两岸，人人心里都有一颗无形的龟印，将两岸人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大家永远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心中都保留着深深的认祖归宗的情结。(李晓洁)

【来源：《八闽文化经典故事》】

惠安女服饰

在服装的花色品种标新立异的今天，令人称奇的是，惠安东部沿海的小乍、净峰两乡一带的妇女，仍旧穿戴着十分奇特似乎又亘古不变的服饰。她们头上插满各种晶莹闪亮的金银首饰；手腕带着一对或两对手镯；身穿右斜衽开裾衣，衣长只到腹脐上，前后摆裁成半月形；领口，袖头，襟边和摆沿绣着花花绿绿的花边；穿的裤子是裤腰和裤脚同宽的“汉装裤”，裤腰拉到腹脐下，腹脐外露，裤腰和裤脚的用布颜色不同，裤带一般有两条，一条用不同颜色的布料或塑料线编成，一条用银制成几股连成的银裤带。新做的衣和裤，都要在衣的肩胛下和裤腿上各剪开二寸见方的洞，再绣上好看的五色丝绒图案。不论春夏秋冬，她们头上都戴着黄色的竹编斗笠。这种服装是怎样形成呢？这里有一段伤心的故事。

传说南宋高宗的时候，小乍前内村出了个大宰相叫李文会，他生了两个公子，大公子早已结婚成家，二公子也到娶亲的年龄了。可这二公子从小娇生惯养，经常东游西荡，更别说用心读书博取功名了。有一次，李文会告假回家，夫人催促他早日为二公子定亲。提起这婚事，李文会想起了浙江宁波康员外的独生女儿，听说长得天姿国色，聪明贤惠，尚未许配人家。他和夫人商量后，马上差媒人到宁波去为二公子提亲。康员外素来对女儿疼爱有加，怎么说也不忍心让她远嫁到千里之外的小乍，但又惧于李文会的权势，不敢一口回绝，只好征求女儿的意见。康小姐品貌双全，她并不贪羡宰相家的荣华富贵，一心只想找个有志气、有作为、又能相亲相爱的如意郎君。当她从媒人口中探知这个李二公子的实情时，无论如何也不肯答应这门亲事。提亲人只好回去禀报，气得李文会耳鼻生烟。他认为自己是堂堂当朝宰相，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竟被一个小小员外看不起，哪肯善罢甘休，就计议抢亲。他派出十几名强壮家丁，驶一条大帆船到了宁波，他们日夜在康家周围探听动静，等待时机。在一个农历十五的夜晚，月光如水，康小姐心情郁闷，独自到后花园观花赏月。李府家丁看到机会来了，就翻身跳墙进到花园内，迅速用手帕塞住康小姐的口，用准备好的乌巾罩住她的头，用大丝巾捆住她的身体，打开后门，扛到船中，赶紧拔锚扬帆。康小姐在船中，拼命挣扎蹬踢，任凭身上的衣服被船钉勾破撕碎了也无法脱身，抢回李府后就被关进了后花园内。李文会十分得意，准备择吉日为二公子完婚。哪知康小姐哭哭啼啼，不喝不吃，一心只想逃回宁波跟父母亲团圆。但李府高墙大院，围得严严实实，外有家丁看守，内有女婢陪伴，就是长了翅膀也飞不出去。身在李府，什么事都没法自己作主了。在李夫人和二公子三番五次的纠缠下，最后她只好无可奈何地表白：“若要我成亲，除非二公子金榜题名！”李二公子因被康小姐嫌弃，也深受刺激；又看到康小姐花容月貌、端庄秀丽，也希望能赢得她的芳心。于是，他横下一条心，刻苦攻读，求取功名。三年终于中了举人。康小姐看到二公子改邪归正，也就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和他成亲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二十年过去了，康小姐生下二男二女，大女儿也长大成人，就要出嫁了。这时候，康小姐想起二十年前被强行抢亲的往事，不禁伤心起来。为了永远纪念她的婚事，她把大女儿看成二十年前的自己，在女儿要出嫁之前，日夜为她赶制一套特别的嫁衣。衣的领口、袖边、襟头、衣摆，都用不同颜色的布料和五色丝线滚成花边，还把衣服和裤子衬上不同颜色的布块。出嫁那天，先给女儿头上梳扎发髻，插上一百支笄，表示她对自己的婚姻是一百个不愿意。然后在她头上罩上一块乌布，双手套上银手镯，用这些装饰表示当年她被捆绑和衣服被船钉割破的悲惨情景。

因此，小乍、净峰一带的独特服饰就这样一代一代地沿袭下来直到现在，正如当代著名女诗人舒婷在《惠安女子》中写的：“于是，在封面和插图中，她们成为风景，成为传奇”。可这独特的风景和传奇中又包含着惠安女多少的眼泪和辛酸哪！(李晓洁)

【来源：《八闽文化经典故事》】

渔家女的红线圈

闽南沿海一带的渔家姑娘，过去头上都要戴一个用羊毛线编织成的线圈。她们喜欢什么样的颜色，就用什么样的色线编织，有红的、绿的、黄的、青的、紫的、粉红的等等。线圈编织得象发辫一样，然后头尾一衔接，便成了一个圈。渔家姑娘把它带在头上，十分别致雅观。渔家姑娘为什么要戴线圈？这里有个动人的爱情故事。

据传说，在很早以前，闽南沿海有个年轻英俊的渔民，名叫陈阿水。他每次出海捕鱼时，总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悄悄地注视着他。这姑娘十八九岁，扎这一条又粗又黑的长长发辫，划船，撒网，她是一把好手。她每次在渔船上偷看阿水的时候，总是那样的神秘、多情，有时竟忘记了撒网捕鱼。当陈阿水侧过头望着她时，这渔家姑娘便悄悄地瞧他一眼，然后羞怯地抿着嘴微微一笑，把头低下来。就这样，他们常常见面，渐渐熟悉了，就开始拉起家常来，两个人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

这姑娘名叫黄淑贞，是台湾的一个渔民，父母早亡，留下她一个人，每天靠捕鱼为生。她见阿水忠厚老实，又是个捕鱼能手，便从心里深深地爱上了他。阿水见姑娘漂亮、能干，也不由得喜欢上她。两个人心里都深深地爱着对方，于是，每次出海，他们首先互相寻找，设法在一起下网。可是，海那么大，渔船那么多，他们相遇的机会太少了。每次陈阿水都瞪大眼睛，苦苦地寻找着黄淑贞。一旦遇到，总是欣喜若狂，当日落要分别时，又总是依依难舍。

陈阿水为了在茫茫大海中能尽快辨认出黄淑贞，有一天，他找来一束红羊毛线，分成三小股，把它编织成一条辫子，做成个圆线圈，送给淑贞，让她戴在头上，告诉她说：“你戴上它，这样我在很远的地方一眼就能认出你来了。”黄淑贞把红羊毛线圈戴到自己头上。姐妹们看见了，都说：“好看！好看！”从此以后，每当陈阿水出海捕鱼时，很快就找到黄淑贞了；不象过去，一找就是老半天。

这红线圈，真惹人喜爱啊！渔家姑娘们，也都很喜欢这红线圈，说黄淑贞戴上这红线圈，比任何时候都美。于是，这些渔家姑娘争相模仿，一传十，十传百，不多久，许多渔家姑娘都戴上红红绿绿的羊毛线圈了。就这样，一代传一代，凡是渔家姑娘，头上都要戴上线圈；要是谁不戴，就觉得不美了。后来，她们又相约规定。谁结了婚，就要把线圈拿下来，不要再戴它了。这样，线圈就成了渔家男女青年找对象的标志。这习俗反映出渔家女在艰苦的捕鱼劳动中仍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情趣和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和向往。(李晓洁)

【来源：《八闽文化经典故事》】

龟印认祖

在厦门同安的香山脚下，有一座龟形古墓，墓碑上刻着“澎湖到祖，显考汝武张公墓”等字样。这张公是谁？为什么又声称“澎湖到祖”呢？说来还有一段故事哩。

从前，在东园村附近一个叫做“下厝寮”的地方，住着一位穷苦青年，叫张勇省。他双亲早逝，只身务农，一直成不了家。有一年，老天好久不下雨，田园都晒得龟裂了，加上兵灾日起，土匪猖獗，这小小的“下厝寮”再也无法安生了。张勇省只好跟随村里的乡亲，驶船出海，到澎湖列岛一带去打鱼谋生。

来到澎湖，只见岛上一片荒凉，连户人家也没有。经常遇见的，是一些从台湾来的贫苦渔民。每逢海上刮起大风，那些渔民就到这岛上来躲一躲，待风平浪静，就又摇着船走了。潮水涨了又退，渔讯过了又来。时间一久，张勇省和他的乡亲们，慢慢地与台湾渔民熟识，还结识了一位台湾姑娘。这姑娘跟随父兄到澎湖打鱼，有一次遇到台风，父兄被浪涛吞没了。剩下她孤苦伶仃一个人，只得留在澎湖，为大陆和台湾来的渔民缝补衣服，编修渔网，聊以度日。张勇省很同情她，常常帮她做些事情。两个人接触多了，慢慢地就像一家人一样，张勇省打两条鱼，一定匀出一条送给她；裁一块布，一定剪块布料给她做衣裳。后来，当大陆平息了兵匪，消除了天灾以后，乡亲们纷纷返回同安老家去了。张勇省却没有走，留下来和姑娘结了婚，一起成家过日子。

他俩住在一个草寮里，男的打鱼，女的补网，日子过得倒也顺心。第二年，他俩有了第一个孩子。张勇省身强力壮，又很勤劳，见这澎湖山清水秀，土地肥沃，就开垦了几块荒地。先是种点番薯、花生，后来又种水稻、甘蔗。这样，家境慢慢好起来了。过不多久，他拆掉了草寮，盖起澎湖第一座瓦房。这瓦房的格式和他老家同安的房子一个样。但是，他妻子发现房子的大门却是朝西北开的，感到奇怪，就问他：“人家盖房子大门总是朝南的，你怎么朝西北呢？”张勇省感叹地回答说：“西北面是我的祖家，门朝西北，一出门就能见到祖家啊！”

到了妻子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张勇省开垦的荒地也多了。房前屋后种香蕉，平地里种的是水稻、甘蔗，连那山坡，也都开垦出来，种满了果树。从大陆同安来的渔民，见这里稻浪翻腾，花果满山，啧啧称赞是个好地方，于是不少人也搬到这岛上来住了。不多久，岛上从一户人家变成了一个村子，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热闹了。

一年中秋，乡亲在一起吃月饼赏月，有人忽然对张勇省说：“张老伯，为我们的新村取个名字吧，也好跟家里的人联系啊！”张勇省觉得有理，想了想说：“咱老家叫东园，我们都是东园的子孙，这里石头多，就叫东石吧！”就这样，澎湖岛上有了东石村。

到了妻子生第五个孩子的时候，张勇省已经在东石村住了21年。来的时候他年轻力壮，这时脸上皱纹多了，头发也白了。他开始思念起自己的老家，总想着叶落归根，回到同安东园去。但是，他哪里舍得丢下澎湖东石这份家业？哪忍心抛离和他相依为命的妻子、儿子？他日夜思乡念土，又难舍澎湖，弄得吃不下、睡不安，常常独自隔海遥望老家，唉声叹气。妻子知道他的心病，就对他说：“你先带小儿子张聘回东园看看吧！要是家乡好，就回来把我们全家都搬去！”张勇省觉得妻子的话说得有理，但这一去，说不准要十年八年，海峡茫茫，何日能再相会？他思前虑后，特意请人做了一对黄玉小龟，一对锡石印章。那小龟一只是雌的，另一只是雄的；那印章一颗刻了一个“父”字，另一颗刻了一个“母”字。张勇省把雄龟和父印带在自己身上，把雌龟和母印留给妻子，叮咛道：“这一去就是几年，若是咱夫妻不能团圆，就凭这一对龟印，让儿孙们相互传认吧！”

张勇省终于回到了老家同安。因为他操劳过度，晚年多病，不久就与世长辞了。和他一起回东园的小儿子张聘，按照他的遗嘱，将老人埋葬在风景优美的香山下，还特地修建一座龟形的坟墓。那墓座西北，向东南，以表示玉龟长存，永远思念澎湖的亲人。后来，张勇省的老伴也在澎湖去世了，他们的儿子将她埋葬在东石村，同样修建了龟形坟墓，方向却是座东南，向西北，表示她永远与大陆的亲人心心相连。

两座坟墓隔海相望。多少年来，海峡两岸的亲人每到清明时节，总是互相往来，共祭祖坟。而同安东园和澎湖东石的亲人，又都在扫墓的时候，凭着玉龟、锡印，彼此相认，并传下这种认祖的习俗。事实上，在海峡相隔的两岸，人人心里都有一颗无形的龟印，将两岸人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大家永远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心中都保留着深深的认祖归宗的情结。(李晓洁)

【来源： 《八闽文化经典故事》】

武夷山船棺崖葬

（图片/游友网）

船棺是武夷山的奇观之一，也是武夷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关于它们的由来，有这样一个传说。

在很早先以前，武夷山原是一片汪洋，花草皆无，烟霞尽绝，当地的武族和夷族人的日子过得十分凄惨，两族人的疾苦被天宫的一位神仙知道后，他动了恻隐之心，决定帮助武夷人开建武夷山。这仙人吹了口仙气，施展仙术将江西九龙山的八条龙和许多山峰都幻化成青蛙驱赶到武夷山填海，转瞬间，武夷山就变得峭壁掩映，秀峰嵯峨。真可谓是，奇花瑶草馨香，红杏碧桃艳丽，一派人间仙境。山清水秀给武夷两族人带来了一片生机，他们感谢仙人的恩德，把他称作“武夷君”，供奉为“移山大仙”，年年祭祀，岁岁朝拜。可是常言道，“福兮祸之所倚”，人们正沉浸在幸福之中时，一场灾难降临了。

一次王母娘娘召开蟠桃宴会，各路神仙都前往瑶池赴宴。席间，几位神仙讲起武夷君如何受武夷百姓崇奉，近旁一大耳仙妒忌道：“武夷君能移山，我能倒海，只要略施小术，管叫武夷山再度沦为汪洋。”武夷君一闻此言，打了个寒噤，暗叫祸事来了！他立即驾祥云飞奔武夷山，变成一个云游和尚一边挨家化斋要饭，一边警告武夷两族人：“大难要临头，快凿木船，架壑逃生吧”。族人将信将疑，但还是立即用古柏、楠木雕凿成船。

果然，三天三夜之后，忽见黑雾翻卷，愁云滚滚，一时间电闪雷鸣，雨漫乾坤。天上银河泻下，村前白浪滔天，真的是桑田变成了沧海，陆岸陷入了波涛，刹那间武夷山又成了一片汪洋大海。两族人纷纷驾起船只争相逃命，求救声直冲宵汉，惊动了南海观音菩萨，她拨开云雾一看，便手托净瓶赶去相助。只见观音将柳枝往下一点，喝声“退！”那河水全被吸进净瓶中去了，两族人得救了。武夷两族人从此便在武夷山长住下来，在群峰之间，用破旧了的木船架作桥梁，相互往来，后来，两族联姻，便合成武夷人了。

为铭记凿船救命之恩，按祖上风俗，武夷人家家都要凿船架壑，连死后的棺木也要做成船形，安葬在洪水淹不到的岩壁洞穴中。那些架壑船和船棺千年不朽，至今还留在九曲溪滨的峰岩壁洞上，游人乘筏游九曲时便可看到。

船棺崖葬曾被称为千古之谜，引起了考古学家的重视。古代科学技术那样落后，人们又是如何把船棺悬放在悬崖绝壁上去的呢？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现代科学家受到了一个盗棺人的启示，才揭开了这个谜，了解了古代人将船棺放置悬崖的古老技术，也充分地感受到了古代人的聪明才智。船棺材崖葬是武夷人在与自然界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习俗，反映出了古代人对生死命运所进行的顽强抗争。(李晓洁)

【来源： 《八闽文化经典故事》】

石竹山祈梦习俗

石竹山祈梦习俗为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石竹山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著名的侨乡福清城西10公里处，主峰状元峰海拔534米。石竹山山间有紫云洞、桃源洞、通天洞、日月洞、摘星台、鸳鸯石等奇岩怪石；崖石上留有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的摩崖题刻。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与中华本土的传统宗教文化相融合，逐渐形成了石竹山独特的祈梦习俗。

　　石竹山祈梦习俗已有2000多年历史，它以九仙信仰为精神纽带，以人生礼俗、岁时节令相伴随，以民间心理医疗知识为内涵，广泛涉及心理医学、养生学、建筑学、社会学等领域，在流传过程中又融入了道教仪式文化，成为一种独特的心理疏导和社会教化形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礼俗，逐步衍生出四季祭典，尤其以每年立春日的“接春”仪式为代表。这一原生态的生命礼俗，遵循了节气变化的自然哲学，蕴含着古代社会对农耕文化的重视和对生命的尊重，也成为今天石竹山祈梦习俗的重要内容之一。

石竹山以祈梦为核心的民间习俗广泛传播于福州、莆田、泉州、厦门、漳州一带，影响力甚至远及日本、东南亚以及欧、美等世界上有福建人聚居的各个角落，成为中华民族认同感的文化纽带。而且，随着祈梦与解梦活动的频繁展开，各种反映人们生活和愿望的梦故事，以口头文学为媒介，广为流传，为石竹山增添了无限神秘的传奇色彩。